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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尝试运用“关系”理论来解析华人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关系治理是指由于合约者（如自家人、自己人）之间存在着特殊主义的关系，企业主要依托这种关系进行治理。关系治理表征为华人社会中的实质性关系及其相应法则在企业内部治理中的延续，并呈现出家庭式治理、差序式治理以及权威治理三种型式。通过关系的动员、复制及再生产，关系治理也能用来控制风险和扩展规模，但是由于受到偏私化行为、特殊主义信任等因素的影响，关系治理呈现出一定的边界和限度。关系治理的演进不仅取决于社会信任的建构，还取决于家族成员尤其是家族企业权威的价值观取向。

章　导言

节　问题缘起

第二节　研究思路

第三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第四节　研究方法

第五节　个案选择

第二章　文献回溯和理论依托

节　文献回溯

第二节　几个概念的厘清

第三节　主体理论框架：“关系”理论

第三章　“关系”的嵌入及其影响路径

节　“关系”的嵌入

第二节　关系、身份和家族企业的资源配置

第三节　关系、权力配置和家族企业的决策流程

第四节　关系、选择性培育和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

第四章　“关系”何以“治理”

节　核心层的“家庭式”治理

第二节　“差序式治理”

第三节　纵向上的关系运作：权威治理

第五章　“关系”的动员、复制和再生产

节　从他者到自者：关系动员的一种路径

第二节　“关系的复制”

第三节　关系的再生产及其理性化

第四节　关系重组和精英重构

第六章　“关系”的规避和制度化矫正

节　关系治理的限度

第二节　“制度化矫正”：观念转变与行动选择

第三节　制度化变革：权威干预下的矫正

第四节　“制度化”变革：“关系治理”框架下的有限矫正

第七章　结论和讨论

节　“关系治理”是极具本土特质的治理模式

第二节　实质性关系在关系治理中的功能担当

第三节　关系治理在于“关系”的强制性、有效性

和关系共同体成员的“自我实施”

第四节　关系理性的优先性导致了契约理性的缺失

第五节　“关系治理”中的“关系”更加理性化

第六节　关系治理遵循的是“适应性效率”的目标模式

第七节　进一步的讨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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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导言

第四节　研究方法

本书定位于探索性的定性研究，在研究方式上主要采取实地研究，而在具体方法上将采取深入实地观察、访谈以及对“过程一事件”的追踪、分析。在前期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确认选择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不仅研究这个典型个案内部的横向上的关系治理（如资源配置、权力配置和决策流程），也要研究纵向上的“连续统”变化。研究这个典型并不是出于“再现”家族企业的总体面向（代表性），而是通过解剖“麻雀”，即通过对某一（或同类）案例的研究来达到对这一现象的更深层次的认识。

本书在总体上采取定性研究。之所以采取定性研究，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从“关系”这个视角来对家族企业内部治理进行研究尚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基础，很难形成有效的理论假设来进行定量研究。基于此，在确定了所要研究的问题或现象后，我多次深入到温州家族企业中，不仅直接采访家族企业的主持人，还采访了在家族企业中担任重要职位的家族成员，不在重要岗位担任

职务的家族成员，在家族企业担任重要职位的外来经理人，从家族企业退出的外来经理人，家族企业咨询师、经理人猎头公司，企业的普通员工，家族企业的知情人等等，在了解各方的真实想法后，通过相互印证的方式保证所获资料的真实性。

阶段：深入调查，获取经验材料。

（1）吸取、消化相关学者们对于家族企业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收集有关几个典型家族企业如正泰集团、挺宇集团、德力西集团、夏梦集团等资料，更多地关注各企业

集团重大改革的相关文件、相关措施、股份配置、用人制度等，并且从宏观上感受各类企业（集团）的发展轨迹。

（2）在已有的基础上，再次深入多个典型企业，对企业的主持人、企业家族成员（在企业任职以及不在企业任职）、“自己人”、“外人”等进行开放式访谈，从不同角度了解企业内部

治理“关系”的运作以及“关系”对于企业治理的影响。

（3）重点关注异兴集团如何从一个家庭小作坊演变扩展的，尤其是关键时刻的制度变革包括动员关系、规避关系，观察关系与正式制度的互动过程；采取“过程一事件”的研究方法，深入采访相关的当事人，力争找到手真实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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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家族企业的关系治理及其演进(以浙江异兴集团为个案)》尝试运用“关系”理论来解析华人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关系治理是指由于合约者（如自家人、自己人）之间存在着特殊主义的关系，企业主要依托这种关系进行治理。关系治理表征为华人社会中的实质性关系及其相应法则在企业内部治理中的延续，并呈现出家庭式治理、差序式治理以及权威治理三种型式。通过关系的动员、复制及再生产，关系治理也能用来控制风险和扩展规模，但是由于受到偏私化行为、特殊主义信任等因素的影响，关系治理呈现出一定的边界和限度。关系治理的演进不仅取决于社会信任的建构，还取决于家族成员尤其是家族企业权威的价值观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