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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精神错乱的人，绝不是平静和谐的人，而是那些饱受内心冲突撕扯的人。大多数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都深陷于本书所述的种种内心冲突，作者以她自己和她的病人为参照，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案例和讲解，她认为，冲突源于人内心对温情和权力的病态渴望，*终会反映为个人如何对待自己、对待他人。而要解决冲突，先要了解冲突。

前言

部分   神经症冲突和解决的尝试

章　神经症冲突的尖锐性

第二章  基本的冲突

第三章  亲近人

第四章  对抗人

第五章  逃避人

第六章  理想化形象

第七章  外化

第八章  制造假和谐的辅助手段

第二部分  未解决的冲突之后果

第九章  恐惧

第十章   人格尽失

第十一章   无望

第十二章   施虐倾向

结论

卡伦·霍尼，20世纪重要的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之一，被公认为与阿德勒、荣格、兰克、弗洛姆等人齐名的西方当代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她曾追随弗洛伊德学派，后在神经症研究上与其分道扬镳。她的主要著作有《我们内心的冲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自我分析》《神经症与人的成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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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冲突是现代人的“标配”

动物的行为大多受本能支配。它们的交配、育雏、觅食、避险或多或少都事先规定好了，个体无法选择。相反，能够选择而且必须做出决断是人类的特权，同时也是负担。

我们可能不得不在各种背道而驰的愿望之间做出决定：比如，我们既想独处，也想有朋友相伴；我们既想学医，又想学音乐；还可能处于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之中。比如，一种忠诚可能会妨碍另一种忠诚，古人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就是这个意思；个人的愿望也许与集体的责任相对立。

如果社会文明正处在急剧转型时期，高度对立的价值观和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并存，那么个人要做的选择就会既复杂又困难。一个人可以人云亦云，也可以我行我素；可以拉帮结派，也可以隐逸遁世；可以膜拜成功，也可以嗤之以鼻；可以坚信子女应当严加管教，也可以放手让他们自由成长。毫无疑问，生活在文明社会的人遇到冲突是家常便饭。

为何你会身心疲惫？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吧：某位工程师参与了一项机械研究工作，其间常有阵发性疲倦感和烦躁感。有一次发作的起因是这样的：在讨论技术问题时，他的意见被否定，而其他同事的意见被采纳了。不久，大家又在他缺席时做出决定，随后也没给他机会陈述自己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他本可以认为此事存在程序不公并奋起抗争；或者欣然接受大多数人做出的决定。这两种办法都是协调性反应，但他哪一种都没选。他所压抑的愤怒其实是一种混合物，既有对别人所作所为的狂怒，也有对自己懦弱的狂怒，这导致他身心疲惫。

为什么他未能做出协调反应呢？因为他一直自视颇高，而这种自大心理是需要他人的尊敬才能树立起来的，但当时他对此是毫无意识的。其行为的出发点一直是：在这个领域里，没有人像他那样有天资和才干。任何对他的轻视都可能会使这个出发点岌岌可危，从而挑起他的愤怒。此外，他还有无意识的施虐倾向，想要指责别人，羞辱别人。这种行径当然是他所厌恶的，所以必须用过分的友好掩饰起来。此外他还有种无意识的内驱力，即为了利己而利用他人，所以让他觉得自己必须在别人面前保持风度。迫切需要他人的赞许和喜爱，再加上他忍气吞声、避免争斗的态度，更加剧了他对别人的依赖。于是，冲突就出现了。

这个例子揭示的这种状态，对理解神经症冲突有着深远的意义，它意味着神经症患者无法做出任何可行的决定。

工作狂也是“压抑狂”？

与屈从型人格喜欢息事宁人相反，攻击型人格遇事每每都像个斗士。在争论中他总是不遗余力地投入，只为证明自己是对的。当他走投无路、除了放手一搏别无选择时，他会精神抖擞，浑身是劲。

与屈从型人格害怕做赢家相反，他是个没风度的输家，只能赢不能输。如果说屈从型人格随时会责怪自己，那么他则随时会责怪别人，对他来说，在并非必要时承认自己犯错，就算不是彻头彻尾的愚蠢，也是不可原谅的示弱行为。

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强壮、精明、受欢迎的，因此努力地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智谋，以证明的确如此。他在工作中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才智，这让他很受雇主器重，如果是给自己打工的话，他也会同样事业有成。可是，他表现在工作上的极大兴趣只是一种假象，因为工作对他来说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并不热爱自己所做的一切，从中也体会不到真正的快乐。

攻击型人格的患者表面看起来完全不压抑，能坚持己见、发号施令、表达愤怒、保护自己，但实际上他的压抑并不比屈从型的少。他特有的压抑不会立马就让我们感觉到，这并非社会文明的功劳。这些压抑深藏在他的情感世界，关系到他能否与人发展出友谊、爱情、亲情、共情，能否不计功利地享受生活。后者在他看来纯属浪费时间。

我想静静，是病吗？

逃避他人，离群索居，是冲突类型之一。这种类型的人肯定并不只是偶尔想要独处，每个认真对待生活和自己的人都会时不时地想要一个人待着，古往今来的哲学和宗教都强调它有助于个人价值的实现。

渴望一种有意义的孤独绝不是神经症，正相反，只有当一个人与他人相处会产生无法忍受的紧张，而独处成了主要的逃避方式时，才是我所说的神经症的自我孤立倾向。

当然，严重的孤僻者其怪癖会极为鲜明，其中突出的表现就是一切行为都避开他人，并且这些举动还会因为他的刻意强调而非常引人注目。但实际上，他的这种情况并不比其他类型的神经症患者更严重。

疏远自己，是孤僻型人格的特点之一，即对于情感表现出麻木不仁，不确定自己是谁，爱什么，恨什么，渴求什么，希望什么，害怕什么，厌恶什么，相信什么。每一个患上神经症的人都像一架遥控飞机，必定会与自己失联。孤僻者很像传说中的海地丧尸：人死之后被巫术唤醒，可以像活人一样劳作，举止一如常人却不带一点生气。而所有孤僻型人格真正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以一种客观的视角观察自己，像是在看一件艺术品。

也许，对这种状态贴切的描述就是说他们对自己的态度与对生活的态度一样，都是“旁观者”。因此，他们常常能极好地体察自己的内心活动。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他们经常对出现在自己梦中的符号有着惊人的理解。

关键的是，他们需要在自己和他人之间设定情感上的距离。更准确地说，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决定不与他人建立任何形式的情感关系，无论是相爱、对抗、合作还是竞争。就像是画了个魔法圈把自己包围起来，不让任何人进入，这就是为什么表面上他们能和别人“相处得不错”。而当外界事物突破他们所设的界限时，这种需要的强迫性便会出现在他们焦虑的反应中。

他们的全部需要和品质都服务于一个主要目的：不介入。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对自给自足的需要，而这种需要明确的表现就是足智多谋。孤僻型人格的精神状态是一种鲁宾逊式的：为了活下去他必须足智多谋，这是他弥补自己因离群索居而处于劣势的方式。

神经症患者通常这样来解决内心的冲突

撒完一个谎通常要再撒一个来圆，第二个谎又需要第三个来圆，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终谎言会像蛛网一样把人包围。

而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对面临的问题缺乏追根究底的决心，他或他们的生活就必然会随时出现这种局面。表面的修修补补也许有点用，却会生出新的问题，反过来又需要新的修补。

神经症患者解决基本冲突的企图就是这样，所有的办法都不能真正有效，除非根本问题赖以生存的条件被彻底改变。而患者所做的却是（他不得不这么做）：用一个假解决方案支撑另一个假解决方案，一个个垒起来。他会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让内心冲突的某一面突显出来，但实际上整个人还是像从前一样处于分裂状态。他还会用夸张的方式让自己彻底疏远别人。尽管冲突暂时偃旗息鼓，但他整个生活的基础却陷入了岌岌可危。他创造了一个看上去既成功又人格统一的理想化自我，同时也制造了新的分裂。他试图让心底的那个自我退出战斗以此消除这种分裂，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更无法忍受的困境。

认清区别，主动出击，真正驾驭自己的人生

正常人的冲突和神经症患者的冲突基本区别在于：前者的两个对立面的悬殊，远不如后者的大。前者是在两种行为模式之间做出选择，无论选择哪一种，在一个统一完整的人格结构中都是可行的。用一个图形来打比方，就是正常人冲突的两个方向只相差90度或更小的角度，而神经症患者的冲突则可能达到180度。

令人震惊的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冲突的存在，所以也就不会采取任何明确的手段解决它们，而是多半会随波逐流，任由事情摆布，或者不清楚自己的立场，常常做出了妥协还一无所知，陷入矛盾却毫无察觉。

通过大量案例，我们不难发现：越是勇于面对自己的冲突并寻找解决之道，内心就会越自由、越有力量。只有当我们愿意承受冲击时，才能接近我们的理想：做驾驭自己人生的舵手。虚假的平静其根源在于内心的迟钝，根本不值得羡慕。而且还必定会使我们虚弱无力，一遇到风吹草动就会缴械投降。

当冲突集中发生在生命中重要的问题上时，面对并解决它们将会难上加难。但是只要我们对生活充满信心，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教育能够极大地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建立自己的信念。当我们认清人生选择中各种因素的重要性后，就会找到奋斗的目标，找到生活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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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型在表现虐待倾向时，唯独显得温和客气。他以无声无形的方式挫败别人，以他随时打算抽身退出的姿态使别人感到不可依靠，暗示自己正受他们的纠缠或打扰，看到别人出丑便心中暗暗痛快。

然而，虐待冲动还可以更深地被压抑，于是代之而起的便是一种所谓倒错的虐待狂（inverted sadism）。这种情况是：患者由于过分惧怕自己的冲动，便退守自我，尽量不让自己的冲动暴露出来，让自己或他人察觉。于是，对任何类似自我肯定、攻击、敌意的东西他都退避三舍，从而陷入广泛而深沉的抑制之中。

用一个概括性叙述也许能说明这一进程。自我退守，避免奴役他人，结果是失去了要求的能力，更谈不上负责或自居领导职位了。这种退守自我使人处处谨言慎行，甚至连最合乎情理的妒忌心也给压抑下去了。仔细观察后便会发现，这种患者在事情不如意时不是头痛胃痛，便有其他病状。

自我退守，避免利用他人，结果导致自我抹杀。其表现是不敢表达任何意愿，甚至不敢有愿望；不敢抗拒虐待，甚至不敢觉得受了虐待。处处总以为别人的期待或要求比自己的更合理或更重要；事事宁肯被利用，而不愿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处于恶魔与天使之间的两难境地。他因为自己想利用他人而感到畏惧，又因为不敢利用他人而觉得可鄙，认为那是怯懦的表现。当他被利用时——自然有这种情形——他便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他作出的反应便可能是抑郁或某种功能紊乱。

同理，他不但不去挫败他人，还生怕他人失望，表现出过分的周到和宽厚。他会小题大做地避免任何可能伤害他人感情或使他人受辱的事。他会直觉找到一些“好”话来说，比如一句赞美，只要能鼓舞别人的自信心就行。他趋向于自动承担全部罪责，不断叨念着道歉的话语。如果非要他进行批评不可，他也会以最委婉的方式来完成。甚至在受别人虐待时，他也毫无二言，只表示“谅解”。但与此同时他实际上对所受的委屈非常敏感，因而内心万分痛楚。

看这一篇文章你就大致了解这本书里面写什么了。

绝望的缓解是敌意减少的最主要原因。只要内心变得强大，就不会总是觉得受到他人的威胁了。有很多原因可以让一个人的内心变得强大起来，比如，以前的他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到别人身上，而现在将它还给了自己，于是他变得积极向上，自发主动，且开始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体系。从前用来抑制自己的心力如今有了正确的用武之地，以前被抑郁、自卑、恐惧和绝望压得喘不过气来，而现在这些负面因素对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因此他能释放出来的潜能会与日俱增。以前他盲目顺从，盲目敌视他人，或肆无忌惮地发泄施虐冲动，而今理智的宽容让他变得更加坚强。

当他回避人时，他既不想归属，也不想反抗，而是保持距离。他觉得他与别人的共同点太少，别人不理解他。他树起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以大自然、玩具、书和梦组成的世界。

患者对安全感的要求太迫切了，所以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在他的这种努力中，他便产生出某些品质和态度，而这些品质和态度便铸成他的性格。这类品质和态度有一部分可以称作是“给予温情”的，即对他人之所需他能敏锐感受――如果他在感情上能理解别人的话。比如，尽管他有可能忽视一个自愿离群者对独处的要求，他却随时准备满足别人对同情、帮助、赞同等的渴望。他自觉地尽力作到无愧于别人对他的期望，因而他常常看不见自己的真实情感了。他变得“无私”，“富于自我牺牲”，“无所索求”，只有一点是他不断要求的，那就是别人对他的温情。他变得屈从人意，过分周到。他事事赞不绝口，处处感激不尽，随时慷慨大方。他本人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在他心底深处他并不怎么关心他人，而认为他们虚伪自私。但是，他无意识的想法是：他确信他是爱所有人的，他们都“很不错”，值得信任。他的这一错误不仅后来给他带来巨大的失望，而且增加了他的总的不安全感。

这些品质并不象他本人以为的那么宝贵，尤其是他并未让自己的感情或判断介入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盲目给予，同时又不由自主地要求得到同样的回报；所以，他如果没得到回报便深感不安。

情感上的虐待冲动在深深受压抑的状态下，便产生一种认为自己不能够吸引任何人的感觉。这样，一个人会真心实意地相信他不能吸引异性，自认只得满足于别人留下的残羹剩汤，尽管有证据说明实际情形恰好相反。这儿谈到的低人一等的自卑感，正是患者所意识到的东西，也正是他的自我鄙夷的表现。这儿有一件事实应该指出，即患者认为自己无吸引力，这可能是他对一种令他激动的诱惑——对人的征服或拒斥——所产生的无意识退缩。经过医生的分析，如下情形会逐渐明朗化，即患者已在无意识中虚构了他的爱的整个图画。于是一种有趣的变化随即发生了：“丑小鸭”意识到自己吸引人的欲望和能力。但一当别人认真对待他的主动要求时，他便又带着怒火与藐视掉头而去。

由此产生的人格表现是一种假象，也难于作出评价。它与屈从型有令人吃惊的相似。事实上，公然的虐待狂通常属于攻击型，而倒错虐待狂则一半首先表现出屈从的趋势。它与前者的相似之点在于：在孩童时代，他遭受过暴虐，并且被迫屈服。他可能为他的感情披上伪装，于是，他不是起而反抗压迫者，而是转而爱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许是青春期左右——这种冲突变得不可忍受，于是他退缩到孤独中去寻求安慰。但当他面临失败挫折时，他再不能忍受自己的象牙塔的孤独状态。他似乎回复到先前的依附状态，只是有一点不同：他对温情的渴求变得如此强烈，甚至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逃避孤独一人的处境。同时，他得到温情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仍然存在的孤独要求不断干扰他与人亲近的欲望。他被这场战斗弄得精疲力竭，于是丧失了希望，产生了虐待他人的倾向。但他仍然需要他人的温情，所以他不仅不得不压抑自己的虐待冲动，还不得不把这种冲动完全藏匿起来。

编辑推荐

内心的冲突是现代人的“标配”，所以不必惊慌，当然也不能不放在心上。作者提供了大量的案例故事，细致地介绍了神经症的特征、表现，为什么你会身心疲惫？为什么他上一秒和下一秒判若两人？为什么有些人没了爱情不能活，有些人却对温情脉脉感到恶心？为什么有的人攻击性那么强？为什么有的人会“深宅”？读完此书你会发现，只有主动面对和解决自己内心的冲突，真正驾驭自己的人生。

书摘插图

撒完一个谎通常要再撒一个来圆，第二个谎又需要第三个来圆，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终谎言会像蛛网一样把人包围。这种事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对面临的问题缺乏追根究底的决心，他的或他们的生活就必然会随时出现这种局面。表面的修修补补也许有点用，却会生出新的问题，反过来又需要新的修补。神经症患者解决基本冲突的企图就是这样，所有的办法都不能真正有效，除非根本问题赖以生存的条件被彻底改变。而患者所做的却是（他不得不这么做）：用一个假解决方案支撑另一个假解决方案，一个个垒起来。他会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让内心冲突的某一面突显出来，但实际上整个人还是像从前一样处于分裂状态。他还会用夸张的方式让自己彻底疏远别人。尽管冲突暂时偃旗息鼓，但他整个生活的基础却陷入了岌岌可危。他创造了一个看上去既成功又人格统一的理想化自我，同时也制造了新的分裂。他试图让心底的那个自我退出战斗以此消除这种分裂，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更无法忍受的困境。

如此不稳定的内心平衡仍需进一步采取措施来支撑。于是，他求助于一切无意识的手段，包括视而不见、截然分隔、合理化、过度的自我控制、自以为是、捉摸不定、犬儒主义。限于篇幅，我们不打算在此讨论这些现象的本质，但会展示患者是如何运用这些手段来对付冲突的。

神经症患者的实际行动与其理想化形象之间的差别是如此显眼，以致人们会奇怪，患者本人怎么会看不到这一点。可他非但看不到，甚至连近在眼前的矛盾也照样视而不见。在所有引发我关注冲突的存在及其相关问题的现象中，这种无视明显矛盾的盲点现象首当其冲。例如，一位具备屈从型人格所有特征的患者，自认为是耶稣一样的圣人，某次却用很随便的口气告诉我，他在办公会议上经常轻点拇指挨个向同事射击。诚然，这种激起象征性杀戮行为的恶念在当时完全是无意识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被他称为"闹着玩儿"的射击行为，一点也没有让他的耶稣形象感觉不安。

另一位患者是科学家，自认为工作认真投入，而且在他所在领域算是标新立异。但在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时，他总是出于纯粹的投机目的，只提交那些能为他带来多赞誉的论文。他这么做并不是想要伪装什么，只不过是乐过了头没察觉到自己的矛盾。同样，某个把自己想成善良和坦率的化身的男人，一点也不会觉得从一个女孩那里拿钱花在另一个女孩身上有什么不妥。

很显然，在这些例子当中，盲点的作用就是阻止潜在的冲突被意识到。令人惊讶的是它居然做到了，尤其当患者不但聪明而且具备心理学知识时，这种盲目更令人瞠目。要说我们都可能会对自己不想看的东西背过身去，眼不见为净，实在不是个充分的解释。还应该再加上一条：我们对事物视而不见的程度，取决于我们有多大兴趣去这么做。总而言之，这种人为造成的盲点以极为简单的方式表明，我们有多厌恶承认自己的冲突。但真正的难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忽视掉那些显而易见的矛盾。事实上，制造盲点需要特殊的条件，否则就不可能办到。条件之一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情感经历要非同一般地麻木，而另一个爱德华·斯特雷克

已经指出过 ，即活在隔间里。斯特雷克不仅给出过有关盲点的例子，也谈到过逻辑严密的分隔现象。患者在心中设立了许多隔间：一个安置朋友，另一个安置敌人；一个放家人，另一个放外人；一个放职业，另一个放个人生活；一个放同阶层的人，另一个放下层的人。这样，在神经症患者看来，两个隔间发生的事泾渭分明，互不矛盾。人只在一种情况下有可能这样生活，那就是他因为内心的冲突而失去了自己的整体感。因此，把事物分隔成彼此无关的小单元与拒不承认内心冲突一样，都是内心分裂的结果。这个过程呈现出与理想化形象的例子十分相似的情形：矛盾还在，但冲突不见了。很难说是这种理想化形象导致了分隔，还是分隔造就了理想化形象，但处于分隔状态无视整体的存在这一事实似乎是更基础的条件，它能解释患者为何会创造出某种形象。

为理解这种现象，必须将文化因素纳入考虑。今天，每个人都只是复杂的社会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疏离自我者可谓比比皆是，人的自我价值一落千丈。而我们的文明中那些数不清的尚待解决的矛盾，已然导致了一种普遍的道德麻木。道德标准不被当回事，就算看到某人今天是虔诚的基督徒或无私的父亲，明天变成江洋大盗，也没人会惊讶。

在我们周围，那种全心全意又和谐完整，能够让我们照见自己的支离破碎的人少之又少。在精神分析领域，弗洛伊德对道德观的忽视--这是他把心理学视为自然科学的结果--已经使医生像患者一样看不见这类矛盾。医生认为，在分析中保留自己的道德观或者对患者的道德观表现出哪怕一点兴趣，都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对矛盾的承认出现在许多理论建构中，并不局限在道德领域。

合理化也许可以定义为经过推理而进行的自我欺骗。一般认为，合理化主要用于自我辩护或者让自己的动机和行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但这种看法只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比如说，暗示生活在同一文明中的人会沿袭相同的合理化方式，而实际上合理化的内容及方法都存在着广泛的个体差异。如果我们把合理化看作支持神经症去尝试制造虚假和谐的一种方式，它就再自然不过了。在患者围绕基本冲突建起的防御工事中，方方面面都能看到这个过程在进行。神经症的主导倾向经推理过程而增强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把那些会暴露冲突的因素小化，或者改造它们使之符合主导倾向的需要。这种自我欺骗的推理过程是如何协助患者美化其人格的呢？让我们将屈从型和攻击型做一个对比：前者将自己帮助他人的渴望归因于他的同情心，虽然他那强烈的支配倾向也同时存在；如果两种需求都很显著，他就会将两者都合理化地解释为对他人的关切。至于后者，当他乐于助人时，会坚决否认自己有任何同情心，并将自己的行为说成是顺手而为。理想化形象总是需要大量的合理化解释来支撑：真实自我和理想化形象之间的差异必须推断为不存在。在外化过程中，合理化被用来证明患者行为与外部环境的相关性，或表明患者本人不能接受的那些特征不过是他对别人行为的"自然"反应。

过度自我控制的倾向也会极其强烈，以至于我一度把它当作一种基本的神经症倾向，

其功能就是像座大坝一样阻挡矛盾情感的洪流。虽然一开始它常常是种有意识的意志力行为，但后来通常或多或少都会变得无意识。这样的人不允许自己失控，不管是因为热情、性兴奋、自怨自艾，还是因为愤怒。在分析他们时，他们的困难在于很难进行自由联想。他们不能容忍用酒精来提高兴致，往往宁愿忍受疼痛而不是受到麻醉。简言之，他们力图压制所有的自发行为。这种特点在那些冲突相当外露的人身上发展得为明显。通常有助于掩盖冲突的步骤他们一个也没有采用：一是让一种明显的主导倾向压倒其余与此相矛盾的倾向，二是充分保持自我孤立，令冲突无法发挥作用。这类患者能保持统一，全凭他们的理想化形象；而且很显然，如果不是某种基本努力去帮助他建立内在的统一，只靠理想化形象的整合力是不够的。当这个形象是各种矛盾成分的大杂烩时，它会显得特别无能为力，因此就需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意志力来控制这些互相矛盾的冲动。由于那些因愤怒而起的暴力冲动破坏性，患者就用尽了全力来控制愤怒。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受到压制，愤怒积蓄了爆炸性力量，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自我控制来抑制它。如果医生要患者注意他的过度自我控制，他就会辩解说，自我控制对任何文明人都有好处，而且必不可少。但他没能意识到他的控制具有强迫性。他不得不以僵化的方式来实施控制，无论控制因何失效，他都会陷入极大的恐慌。这种恐慌也许会表现为害怕精神失常，这一点清楚地表明，控制的作用就是使自己免于分裂的危险。

武断的自以为是具有双重作用：一是消除内心疑虑，二是消除外来影响。疑心重重和犹豫不决都是由未解决的冲突衍生而来，它们可以严重到足以使所有行动陷入瘫痪。在这种状态下，人自然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如果我们自己真的坚信不疑，就不会轻易受摆布。但如果我们生活中随时会处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何去何从，那么外部力量会很容易成为决定性因素，哪怕只是暂时的。而且，犹豫不决不仅会导致难以付诸行动，还会让患者自我怀疑，怀疑自己的权利和价值。

所有这些迟疑不决损害了我们应对生活的能力。不过，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样感到难以忍受。一个人越是把生活看作一场无情的战斗，就越容易将怀疑视为危险的弱点。而他越孤僻，越坚持独立，就越容易因为外界因素的影响而愤怒。我的全部观察都指向一个事实：占主导的攻击性倾向与孤僻倾向的结合，是培养自以为是的肥沃的土壤；并且，攻击性越外露，自以为是的时候就越武断。这使得患者做出了某种尝试，即断然宣称自己一贯正确，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在一个由合理性统治的系统里，情感是来自内部的叛徒，必须始终将其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患者也许能够获得平静，但这种平静犹如一潭死水。可以预见，这样的人想到精神分析就生厌，因为它会破坏他伪装出来的和谐有序。

另一种方式虽与极度自以为是截然相反，但也是一种拒绝承认冲突的有效手段，那就是飘忽不定。倾向于这种防御方式的患者常常如同童话中的角色，一遇追兵他们就变成鱼；如果这种伪装还不能脱险，他们就再变成鹿；如果猎人追上来了，他们就变成鸟飞走。反正你永远别想抓住他们让他们表态，他们要么否认说过什么，要么向你保证他根本不是那个意思。总之，他们在掩盖问题方面能力惊人。对他们来说，对任何事情发表具体的陈述往往是不可能的，他们会尽力而为的就是让人听到后也没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同样的混乱也主宰着他们的生活。他们这一刻恶毒，下一刻又富于同情；一会儿过分体贴周到，一会儿又冷酷无情；这些方面盛气凌人，那些方面又谦逊礼让。他们急切地寻求专横的同伴，就为了变成个"受气包"，然后再变回盛气凌人。在伤害别人之后，他们会懊悔不已，试图弥补过失，然后又像个"吃奶的孩子"故态复萌，以恶待人。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事是实实在在的。

对这样的患者，医生可能会非常困惑和沮丧，感觉无从下手。他若这样想就错了。其实问题很简单，这些患者只不过是没能成功实施惯用的整合手段而已，以至于既没能压抑冲突的那部分，也没能建立明确的理想化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从反面证明了那些解决冲突的尝试的价值。因为无论这么做的结果有多麻烦，其他类型的患者都比飘忽不定型的人在人格上更有条理，也不像后者那么迷茫。另一方面，如果医生因为后者的冲突是可见的，无需费力挖掘，就指望治疗能轻而易举，那他就又错了。相反，他会发现患者讨厌别人洞察自己的问题，这可能会令他产生挫败感，除非他明白：这就是患者逃避真正内省的方式。

后一种拒绝承认冲突的方式是犬儒主义，否认并嘲弄所有道德价值。在道德观上根深蒂固的不确定感必会出现在每一种神经症当中，不管患者是如何固执地恪守他能够接受的那些道德标准。尽管犬儒主义有多种起源，功能却是一样的，就是否认道德价值的存在，从而使神经症患者不需要弄清楚自己到底相信什么。

犬儒主义可能是有意识的，因而成为马基雅维利式的人奉行和捍卫的准则。世间一切都是表面文章，你尽可为所欲为，只要不被抓住就行。每个人只要不是彻头彻尾的笨蛋，就是伪君子。这种患者对医生提及"道德"这个字眼非常敏感，而不管后者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就像弗洛伊德时代的人谈"性"色变一样。但是，犬儒主义也可能处于无意识状态，患者表面上顺从流行的意识形态。虽然他并不知道犬儒主义已经控制了他，但他的生活以及他谈论自己生活的方式都揭示了他正是按这个原则做的。或者，他会不知不觉陷入矛盾之中，就像某位患者，他确信自己看重的是诚实正派，却又羡慕那些热衷阴谋诡计的人，为自己从未"得手"而愤愤不平。治疗中，医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恰当的时机让患者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犬儒主义，并帮助他理解这种心态。还有一点也很必要，就是向患者解释为什么建立他自己的道德观是有好处的。

以上所述都是围绕基本冲突这一核心建立的防御系统。为简洁起见，我将整个体系称为防护性结构。每种神经症都发展出了一套综合防御系统，往往包含了上述所有形式，只是其作用的程度各有不同。

媒体评论

前言

本书旨在推动精神分析领域的发展，它是一本基于我对病人和自己进行分析的经验之作。尽管本书中提到的理论已发展数年，但直到我着手准备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主办的系列讲座时，有些想法才终成形。个讲座聚焦于这一课题的技术层面，题为“精神分析技术的若干问题”（1943）。第二个讲座囊括了本书涉及的问题，1944年宣讲时以“人格的整合”为题。其中的“精神分析疗法中的人格整合”“孤僻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Detachment）和“施虐倾向的意涵”等部分，已在医学科学院和精神分析促进协会做过报告。

我希望本书能对那些认真致力于提升理论水平和治疗效果的精神分析学家有所帮助，希望他们不仅能将这些想法运用于他们的病人，其自身亦能从中获益。唯有全心投入、披荆斩棘，才能使精神分析研究获得发展。如果我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我们的理论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贫瘠和僵化。

不过，我也相信，一部超越纯技术问题或纯抽象心理学理论的著作应当令所有想认识自己，想不断提升自我的人受益。大多数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都深陷于本书所述的种种内心冲突，需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帮助。虽然严重的神经症需要请专家治疗，但我仍然认为，经过不懈努力，假以时日我们终将能够化解自己内心的冲突。

在此，我首先要感谢我的病人，是他们与我一起努力才使我更深入地了解了神经症。还要感谢我的同事，包括年长的同事以及研究所培养的年轻人，他们既热忱，又富有同情心，始终理解和支持着我的工作，尤其是年轻人和我进行的批判性讨论，既有启发性，又卓有成效。

我还要提到三个人，他们来自精神分析领域之外，却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我的工作提供了帮助。阿尔文•约翰逊博士，使我有机会把自己的观点提交给社会研究新学院，而在当时正统的弗洛伊德分析学是被承认的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的学派。尤其要感谢克拉拉•梅耶，她是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与文学系主任，几年来一直对我的工作表示出兴趣并不断鼓励我，要我将研究工作的点滴体会拿出来讨论。还有我的出版商W. W. 诺顿，是他的建议帮我完善了这本书。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我想表达对米内特•库恩的感激，他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使我能够更好地组织素材，更清晰地表述我的思想。

书籍介绍

现代人内心的自我修复宝典

本书讨论了人内心的主要的冲突类型和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分析并归纳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态度和倾向，指出了被这些冲突所扰之人旨在解决冲突的努力结果怎样导致失败并陷入恶性循环，提出了解决这些冲突的切实可行的建议和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