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系列：月亮下去了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版 mobi 在线

《月亮下去了》是斯坦贝克出版于1942年的一部长篇佳作。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占领北欧某国（暗指挪威）为历史背景，描写了某小市镇以奥顿市长为首的反法西斯人民反抗纳粹占领军的故事。

与一般的反法西斯主义作品不一样的是，在这部小说里，斯坦贝克对正反面人物的描写都尽量表现出了人性的两面性：英雄（或法西斯）的一面和普通人的一面。他既没有拔高反法西斯人民一方，把他们写得“高大全”，而是突出了他们对自由的热爱，不能忍受占领军的侵略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对德国占领军的描写也没有进行妖魔化处理，在他的笔下，这些侵略者是软弱的，甚至富于人性的。

《月亮下去了》是一部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作品，饱含了作者对现实和人性的洞察，以及对人类前途的信心。

一章 / 1

第二章 / 21

第三章 / 41

第四章 / 53

第五章 / 59

第六章 / 72

第七章 / 90

第八章 / 106

附录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 117

约翰·斯坦贝克受奖演说 / 121

生平年表 / 124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美国作家，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生共创作27部作品，代表作包括《煎饼坪》（1935）、《人鼠之间》（1937）、《小红马》（1937）、《愤怒的葡萄》（1939）、《罐头厂街》（1945）、《伊甸园之东》（1952）、《我们不满的冬天》（1961）等。其中《愤怒的葡萄》还获得1939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和1940年的普利策奖。

斯坦贝克既是文学大师，也是受美国民众喜爱的畅销作家之一，迄今为止其作品累计销售近一亿册，其中超过半数是《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这两部代表作。

斯坦贝克的作品多描写底层的社会大众，替穷苦人说话，为被压迫者申辩，展现他们广阔壮丽的生活图景，刻画他们面对困境时所展现出的人性光辉——善良、富有同情心，以及为生存而奋斗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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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点四十五分，一切已告结束。市镇被占领，守军被击溃，战事结束了。侵略者周密策划了这次战役，如同对付大的战役一般。就在这个星期天早晨，邮差和警察乘坐有名的商人柯瑞尔先生的船外出钓鱼。这是一条整洁的帆船，柯瑞尔先生借给他们用一天。邮差和警察看见那艘暗色的运输舰装满了士兵，从他们旁边悄悄驶过，这时他们已经出海好几英里。他们两人是市镇的公职人员，这事无疑有关他们的职责，于是掉转船头返航。但是，等他们到达港口的时候，敌军当然已经占领了市镇，警察和邮差进不了市镇大厅里自己的办公室，但是他们据理力争，结果当了俘虏，被关进市镇的监狱。 

　　总共才十二名的当地守军也在这个星期天早晨出去了：有名的商人柯瑞尔先生捐赠了午餐、靶子、弹药和奖品，请他们举行一次射击比赛，地点设在山背后六英里路外他那片可爱的草地上。当地守军都是一些松垮的大个子青年，他们听到飞机的声音，看到远处的降落伞，就加快步伐赶回市镇。他们到达的时候，侵略军已经在公路两旁架好机枪。这些松垮的士兵既没有打仗的经验，更没有打败仗的经验，竟用步枪开火，结果六名士兵被打得浑身穿孔，三名半死不活，余下三名拿着枪逃进了山里。 

　　十点三十分，侵略者的军乐队在市镇广场奏着动人而哀伤的音乐，市民们个个目瞪口呆，站在四周听着乐曲，望着那些肩挎手提轻机枪、头戴灰色钢盔的人。 

　　到了十点三十八分，那六名被打得千疮百孔的士兵被下葬，降落伞折叠起来，敌军驻进码头附近柯瑞尔先生的仓库，仓库里的架子上早已备好了这支军队需用的毯子和帆布床。 

　　十点四十五分，老市长奥顿已经接到侵略军的首领兰塞上校发出的正式通知，要求十一点整在市长五间房子的官邸接见。 

　　官邸的客厅舒适宜人。烫金椅子——上面铺着用旧了的织锦缎，直挺挺地排着，像一班多得无事可做的用人。一座拱形的大理石壁炉里烧着无焰的小红火，炉旁放了一只着了色的煤斗。壁炉架上一边一只大花瓶，中间放着一座有波纹的瓷钟，还吊着一群会旋转的小天使。客厅的墙纸是暗红色的，金色图案，木器是白色的，又漂亮又整洁。墙上的油画大都描绘英勇的大狗奋力拯救遇险的儿童；只要有这样一条大狗在旁，不管水灾、火灾还是地震，都伤不着一个孩子。 

　　火炉边坐着温德老大夫。他留着胡子，单纯而慈祥。他既是这个市镇的历史学家，又是医生。他惊愕地望着，两个拇指不断地在膝盖上转动。温德大夫这个人非常单纯，只有思想深刻的人才看得出他的深刻。他抬头望了望市长的仆人约瑟夫，看约瑟夫有没有注意到他转动拇指的本领。 

　　“十一点？”温德大夫问。 

　　约瑟夫心不在焉地回答：“是的，先生。通知上说是十一点。” 

　　“你看过通知？” 

　　“没有，先生。是市长念给我听的。” 

　　约瑟夫正忙着检查每张烫金的椅子是不是放在原位。约瑟夫老是冲着家具愁眉苦脸，不是嫌它们唐突无礼，淘气，就是怕它们着了灰尘。在奥顿市长当人们领袖的这个世界里，约瑟夫就是家具、银器和碟子的领袖。约瑟夫上了年纪，长得瘦削，态度认真，他的生活如此复杂，只有思想深刻的人才看得出他的单纯。他看不出温德大夫转动拇指有什么妙处；实际上他还有点心烦。他疑心现在正发生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外国兵进了市镇啦，当地守军被杀被拘禁啦，等等。迟早约瑟夫会对这些事情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不喜欢轻举妄动，不需要摆弄拇指，也不愿意家具惹事。温德大夫从原来的地方把椅子挪动了几英寸，约瑟夫不大耐烦，等他将椅子挪回原地。 

　　温德大夫又说：“十一点，他们到时候就来了。一个有时间概念的民族，约瑟夫。” 

　　约瑟夫没有听进去，只是回答：“是的，先生。” 

　　“时间与机器。” 

　　“是的，先生。” 

　　“他们匆匆忙忙追赶命运，好像不能等待。他们用肩膀推着滚滚向前的世界往前赶。” 

　　约瑟夫回答：“对了，先生。”这只是因为他懒得说“是的，先生”这几个字。 

　　约瑟夫不热衷于这样的谈话，因为这种谈话不能帮助他对任何事情得出任何看法。如果约瑟夫当天去同厨子说“一个有时间概念的民族，安妮”，那就毫无意义。厨子安妮会问“谁？”，又会问“为什么？”，末了会说“胡扯，约瑟夫”。约瑟夫从前试过，他把温德大夫的话传到楼下去，结果总是一样：安妮总说这些话是胡扯。 

　　温德大夫的目光离开他的拇指，看着约瑟夫排椅子。“市长在干什么？” 

　　“正换衣服，准备接见上校，先生。” 

　　“你不帮他换？他自己穿不好。” 

　　“夫人在帮他换。夫人要他穿得整整齐齐。她”——约瑟夫有点脸红——“夫人在修剪他的耳毛，先生。痒痒。他不让我剪。” 

　　“当然痒痒。”温德大夫说。 

　　“夫人一定要他剪。”约瑟夫说。 

　　温德大夫突然笑了起来。他站了起来，伸出手来在炉火上烤，约瑟夫熟练地窜到他身后，把椅子放回原地。 

　　“我们真妙，”大夫说，“我们的国家在灭亡，我们的市镇被占领，市长准备接见征服者，而夫人呢，正按住市长的脖子，叫他不要动，替他剪耳毛。” 

　　“他的毛发长得多，”约瑟夫说，“眉毛也长。市长对于拔眉毛比剪耳毛更恼火。他说痛。我怕连他的夫人都做不好这件事。” 

　　温德大夫说：“她会尽力而为。” 

　　“她要他穿得整整齐齐。” 

　　从门口的玻璃窗上，一张头戴钢盔的脸正向里张望，门上有敲门的声音。温暖的光亮仿佛一下子消失了，整个屋子蒙上了一层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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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家在灭亡，我们的市镇被占领，市长准备接见征服者，而夫人呢，正按住市长的脖子，叫他不要动，替他剪耳毛。

她用一枚又长又黑的帽子上的别针杀了我们十二个人，最后我们把她枪毙了。这枚针，我还留在国内。针上有一个珐琅做的扣子，上面还有一只鸟，用红蓝两色拼起来的。

他们所谈的无非是热爱他们的朋友和亲属，他们所期望的是温暖和爱情。因为一个人可以在一天的许多时间里当兵，或是在一年的几个月里当兵，但他还需要做一个人，要女人、喝酒、音乐、笑声和悠闲的心境。当这些东西都被剥夺时，他们怎样也不称心。

编辑推荐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系列”（7种）

在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现代美国文学大师中，从辛克莱·路易斯到海明威，斯坦贝克更加坚守自己的写作立场。他的同情心始终赋予被压迫者，赋予不合时宜者和不幸者。他的作品在我国读者中曾引起强烈的共鸣。

为纪念约翰·斯坦贝克逝世50周年特别推出的“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系列”收录了斯坦贝克的七部作品，包括《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罐头厂街》《煎饼坪》《小红马》《月亮下去了》《愤怒的冬天》，其中《愤怒的葡萄》是斯坦贝克著名的代表作，是一部史诗式的叙事作品，获得1939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和1940年的普利策奖；《人鼠之间》和《罐头厂街》是他的另外两部代表作；《煎饼坪》是斯坦贝克*部大获成功的作品，自此他开始为评论界所关注；《小红马》则是一部散发着乡野泥土气息的短篇集，清新可喜；《月亮下去了》充满理想主义光辉，是一部反法西斯主义的佳作；《烦恼的冬天》给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对斯坦贝克于次年（即196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媒体评论

他通过现实主义的、充满想象力的创作，表现出富有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感观察。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作家有责任揭露我们许多沉痛的错误和失败，把我们阴暗凶险的梦打捞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利于改善。

——约翰·斯坦贝克受奖演说

作家有义务昭示和颂扬人类心灵和精神所拥有的伟大能力——因为它们顽强面对失败，因为它们勇敢、宽厚、仁爱。在同软弱与绝望的无休无止的战争中，是它们让我们重整旗鼓，拥有再次前进的希望和动力。我坚信，一个作家，如果他不相信人类能够臻于完美，那么他就没有热忱也没有资格投身于文学。

——约翰·斯坦贝克受奖演说

这是一篇战时宣言，证实了《愤怒的葡萄》的作者的天才在于他对人的透彻理解。

——《爱尔兰时报》

前言

附录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约翰·斯坦贝克，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出生在加利福尼亚的萨利纳斯市，邻近肥沃的萨利纳斯谷地，离太平洋海岸只有几里远。这个地点成为他的许多描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作品背景。他是在中等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但他仍与这个多种经营地区里的工人家庭处于平等地位。在斯坦福大学念书时，他必须经常去农场做工挣钱。他没有毕业就离开了斯坦福大学，于1925年前往纽约当一名自由作家。经历了几年痛苦的奋斗，他返回加利福尼亚，在海边一幢孤独的小屋里安了家。在那里，他继续写作。 

　　在1935年以前，他已经写了几本书，但他是以这年的《煎饼坪》一炮打响而出名的。他向读者提供一群珀萨诺斯人（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混血儿）的有趣好笑的故事。他们是些游离社会的人，在狂欢宴乐时，简直是亚瑟王圆桌骑士的漫画化。据说，美国当时弥漫着阴郁的沮丧情绪，这部作品成了一帖受人欢迎的解毒剂。这回轮到斯坦贝克笑了。 

　　但他无意成为一个不得罪人的安慰者和逗乐者。他选择的主题是严肃的和揭露性的，例如他在长篇小说《胜负未决》（1936）中刻画加利福尼亚果树和棉花种植园里艰苦的罢工斗争。在这些年中，他的文学风格的力量稳步增长。《人鼠之间》（1937）是一部中篇杰作，讲述莱尼的故事：这位力大无比的低能儿，完全是出于柔情，却掐死一切落入他手中的生物。接着是那些无与伦比的短篇小说，汇集在《长谷》（1938）中。这一切为他的伟大作品《愤怒的葡萄》（1939）铺平了道路。这是一部史诗式的叙事作品，斯坦贝克的名声主要与它相连。这部作品讲述一群人由于失业和当局滥用权力，被迫从俄克拉荷马向加利福尼亚迁徙。美国社会史上这段悲剧性插曲激发斯坦贝克的灵感。他生动地描写一个农民及其家庭为了寻找一个新家经历的漫长而伤心的流浪生活。 

　　在这篇简短的授奖词里，不可能充分介绍斯坦贝克此后产生的每部作品。如果批评家时不时地似乎注意到某些力量减弱的迹象，某些可能表明生命力衰退的重复的迹象，斯坦贝克以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烦恼的冬天》（1961），彻底打消了他们的疑虑。在这部作品中，他达到《愤怒的葡萄》树立的同样标准。他再次坚持他的作为一个独立的真理阐释者的立场，以一种不偏不倚的直觉，面对真正的美国，无论是好是坏。 

　　在这部新近的小说中，主人公是一位每况愈下的家庭主人。他从战场退役后，事事遭逢挫折，后在他先辈的新英格兰镇上当了一名杂货店店员。他为人诚实，从不无故抱怨。他不断受到那些发财致富手段的诱惑。然而，这些手段既要求精明头脑，又要求冷酷心肠，他无法将这些汇集一身而不丧失他的完整人格。他的敏感的良心像一块闪烁的多棱镜，生动地呈现出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全部问题。这部作品没有为此进行任何理论推断，而是运用具体的，甚至是琐屑的日常生活场面。尽管如此，这些描写令人信服，具有斯坦贝克生动活泼的现实主义笔触的全部魅力。即使他注重事实，仍然有一种围绕生和死这个永恒主题进行幻想和思索的和声。 

　　斯坦贝克近的一部作品记叙他三个月里漫游美国四十个州的经历（《查利偕游记》，1962）。他驾驶一辆小卡车旅行。车上配有一间小房子，他在里面睡觉和存放生活必需品。他微服而行，的伙伴是一头黑毛狮子狗。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的观察家和说理者。他令人钦佩地对地方风貌作了系列考察，重新发现他的国家和人民。这部作品采用灵活自由的笔法，也是一部有力的社会批评着作。这位驾驶“驽骍难得”（他给他的卡车起的名字）的旅行家略微显示出颂古非今的倾向，虽然十分明显，他警惕堕入魔道。当他看到推土机铲平西雅图葱翠的森林，以便疯狂地扩建住宅区和摩天楼时，他说道：“我感到惊讶，为什么进步常常看似毁灭。”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切合时势的思考，在美国之外也完全适用。 

　　在已经获得这个奖金的现代美国文学大师中——从辛克莱·路易斯到欧内斯特·海明威——斯坦贝克更加坚守自己的立场，在地位和成就上独立不羁。他具有一种冷峻的幽默气质，这在一定程度上补救了他的经常是残酷的和粗野的主题。他的同情心始终赋予被压迫者，赋予不合时宜者和不幸者。他喜欢将纯朴的生活欢乐与残忍的、玩世不恭的金钱欲相对照。但是，我们也从他身上，从他对自然，对耕地、荒地、山岭和海岸的炽烈感情，发现美国人的性格。人类世界里里外外的这一切是斯坦贝克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 

　　瑞典学院授予约翰·斯坦贝克这份奖金，以表彰他“通过现实主义的富于想象的创作，表现出富于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锐的观察。” 

　　亲爱的斯坦贝克先生，你对瑞典公众，一如你对你本国和全世界的公众，不是陌生人。你以你的杰出的作品，已经成为友善和博爱的导师，人类价值的卫士。这完全符合诺贝尔奖的本意。为表达瑞典学院的祝贺，我现在请你从国王陛下手中接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 

　　约翰·斯坦贝克受奖演说 

　　我感谢瑞典学院发现我的工作配受这份荣誉。 

　　我内心或许怀疑我比我敬重的其他文学家更配接受诺贝尔奖，但无疑我为我本人获得它而感到高兴和骄傲。 

　　按照惯例，这份奖金的获得者应该就文学的性质和方向发表个人的或学者式的评论。然而，在这个特殊时刻，我认为好还是考虑一下作家的崇高义务和责任。 

　　诺贝尔奖和我站立的这个地方深孚众望，迫使我不像一只谢恩致歉的小耗子那样叽叽吱吱，而是满怀对我的职业和历代从事这项职业的优秀匠师的骄傲感，像一头狮子那样发出吼声。那些苍白无力而冷峻苛刻的教士在空虚的教堂里诵唱连祷文，文学不由他们传播。文学也不是供那些隐居修道院的上帝选民，那些缺乏热量、绝望无聊的托钵僧消遣的游戏。 

　　文学像言语一样古老。它产生于人类对它的需要。除了变得更加需要，它别无变化。诵唱诗人、吟游诗人和作家并不互相隔绝和排斥。从一开始，他们的功能，他们的义务，他们的责任，都已由我们人类作出规定。 

　　人类一直在通过一个灰暗、荒凉的混乱时代。我的伟大的前驱威廉·福克纳在这里讲话时，称它为普遍恐惧的悲剧：它如此持久，以致不再存在精神的问题，唯独自我搏斗的人心才似乎值得一写。福克纳比大多数人更了解人的力量和人的弱点。他知道，认识和解决这种恐惧是作家存在的主要理由。 

　　这不是新发明。古代的作家使命没有改变。作家有责任揭露我们许多沉痛的错误和失败，把我们阴暗凶险的梦打捞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利于改善。而且，作家受委托宣示和称颂人类既有的心灵和精神的伟大能力，面对失败不气馁的能力，勇敢、怜悯和爱的能力。在与软弱和绝望进行的漫长战争中，这些是希望和竞争的光辉旗帜。 

　　我认为，一个作家如不满怀激情，相信人有可能达到完美，那他既无献身文学的精神，也无列入文学队伍的资格。我们处在认识和操纵物质世界某些危险因素的长河中，目前的普遍恐惧产生于这一长河的先头浪潮。确实，其他层次的理解力尚未追上这一伟大步伐，但没有理由猜测它们不能或不会迎头赶上。事实上，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正是作家的责任。 

　　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光荣历史，坚定地抵御自然的敌人，有时几乎面对不可逆转的失败和灭绝。在我们有可能取得伟大胜利的前夕，如果放弃阵地，那是怯懦和愚蠢的行为。可以理解，我一直在读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传记，书上说他是个孤寂的、富有思想的人。他成功地释放炸药的能量。这些能量可以造福，可以作恶，但它们不会选择，不受良心或判断力支配。 

　　诺贝尔看到他的发明被人滥用，造成残酷、血腥的后果。他甚至可能预见到他的研究的终结果通向的暴力，通向彻底的毁灭。有些人说他变得玩世不恭，但我不相信。我认为他竭力想发明一种控制物，一种安全阀。我认为他终在人的头脑和人的精神中找到了它。在我看来，他的想法清晰地展示在这些奖金的类目中。 

　　它们用于不断拓展对人类及其世界的认识，用于理解和交流，而这正是文学的功能。它们还用于展示高于其他一切的和平的能力。在他死后不足半个世纪中，自然之门已被打开，选择的重负可怕地落到我们肩上。 

　　我们已经夺取了许多曾经归于上帝的权力。满怀恐惧，毫无准备，我们已经僭取了全世界所有生物的生杀大权。危险、光荣和选择终取决于人。人是否能达到完美，考验就在眼前。已经取得上帝般的权力，我们只能从自身中寻找以往向神祈求的责任和智慧。人本身成了我们的危险和的希望。 

　　因此，在今天，使徒圣约翰的话完全可以译成这样：终是言词，言词是人，言词与人同在。 

　　生平年表 

　　1902年 

　　约翰·斯坦贝克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利纳斯市。父亲约翰·恩斯特·斯坦贝克内战后迁居西部，经营面粉厂，并担任蒙持里县政府会计多年；母亲奥莉维·汉密尔顿是小学教师。小斯坦贝克童年读书很多。 

　　1919年 

　　高中毕业，在校时担任班长，假期常去附近牧场当雇工。 

　　1920—1925年 

　　就读于斯坦福大学，但常中断，或去牧场当雇工，或当筑路工人，或在甜菜厂当化学师，同时学习写作。 

　　1925年 

　　离开斯坦福大学，未得学位。去纽约，想当作家。做过工人和记者，作品未获发表。 

　　1926—1929年 

　　回加州，做各种非技术工，一度在塔和湖畔狩猎场当看守，因失职被解雇。继续写作。 

　　1929年 

　　出版部长篇小说《金杯》，内容为一名海盗怎样成为总督，小说副标题为“海盗亨利·摩根爵士的生平故事”。 

　　1930年 

　　结婚，迁居“太平洋林地”，结识海洋生物学家艾达·里克兹，后成为至生好友。 

　　1932年 

　　出版长篇小说《天堂牧场》，该书以插曲形式描写加州几家农民的故事。迁居洛杉矶。 

　　1933年 

　　出版长篇小说《献给一位未知的神》，描写一个家族西迁加州拓荒的故事。《北美人》发表《小红马》的前两部分。迁回蒙特里。 

　　1934年 

　　短篇小说《谋害》得欧·亨利奖。 

　　1935年 

　　出版中篇小说《煎饼坪》，小说描写一群流浪汉的生活和友谊。该书得加利福尼亚州俱乐部年度金牌奖。从这本书起，斯坦贝克的作品为评论界所注意。 

　　1936年 

　　出版中篇小说《胜负未决》，小说描写果园的罢工斗争，获加利福尼亚州1936年小说奖。调查萨利纳斯与倍克斯菲尔德地区流浪雇工的生活状况并发表报道。去墨西哥旅游。 

　　1937年 

　　发表中篇小说《人鼠之间》，内容是流浪的季节工人生活理想的幻灭。该书马上畅销，为“每月读书会俱乐部”选中；改编成剧本后在纽约上演，深受欢迎，获“纽约戏剧评论社”季度奖。 

　　经纽约赴英国、瑞典和苏联旅游。回国后参加俄克拉荷马农田季节工人西迁的队伍，直到加利福尼亚。 

　　《哈珀氏》发表《小红马》的第三部分。 

　　1938年 

　　出版短篇小说集《长谷》，收十三篇。 

　　1939年 

　　出版《愤怒的葡萄》，该书以美国经济大恐慌时期为背景，描写中西部各州农民破产、逃荒和斗争。发表后引起轰动，促使政府对农田季节工人生活状况进行调查。 

　　当选为全国艺术与文学院会员。 

　　1940年 

　　《愤怒的葡萄》获普立策奖、“美国畅销书协会奖”和“今日社会服务工作奖”。 

　　和里克兹在加州海湾作水域探险。 

　　去墨西哥为电影《被遗忘的村庄》撰写解说词。 

　　1941年出版与里克兹合写的专着《柯特兹海》。 

　　1942年 

　　离婚。 

　　出版为空军撰写的着作《投弹》。 

　　出版中篇小说《月亮下去了》，引起争论。改编为剧本在纽约上演后，继续引起争论。《月亮下去了》被译为多种欧洲文字。 

　　1943年 

　　再婚，迁居纽约。 

　　任纽约《先驱论坛报》驻欧记者，从英国、北非、意大利等地撰写有关二次大战的通讯报道。 

　　《月亮下去了》拍摄成电影。 

　　1945年 

　　出版中篇小说《罐头厂街》，写小镇生活，回复到《煎饼坪》的喜剧风格。 

　　再版《小红马》，增第四部分。 

　　1946年 

　　《月亮下去了》获挪威国王哈肯颁赠的“自由十字勋章”。 

　　1947年 

　　出版取材于墨西哥民间传说的中篇小说《珍珠》。初稿原名《世界的珍珠》，刊登于《妇女家庭良友》杂志（1945年第12期）。成书后拍摄成电影。 

　　出版中篇小说《不称心的客车》，写一个任性的司机和各类旅客的表现。 

　　与摄影家罗伯特·卡巴访问苏联。 

　　1948年 

　　入选美国文学研究院。 

　　与卡巴合写的《旅俄日记》出版。 

　　再次离婚。艾达·里克兹死于车祸。 

　　1949年 

　　《小红马》改编为电影上映。 

　　1950年 

　　出版中篇小说《烈焰》。 

　　与爱琳·司各脱结婚。 

　　1952年 

　　出版长篇小说《伊甸之东》，写两个家族西迁加州后的变化发展。 

　　1953年 

　　去欧洲为《柯里尔》等杂志撰写各种题材的散文。 

　　自选并出版《约翰·斯坦贝克中篇小说》，收《煎饼坪》《小红马》《人鼠之间》《月亮下去了》《罐头厂街》《珍珠》等六种。 

　　1954年 

　　出版中篇小说《甜蜜的星期四》，小说为《罐头厂街》的续编，反映西部小镇的喜剧性生活。后改编为轻歌剧上演。 

　　1957年 

　　出版长篇小说《丕平四世的短命王朝》，副题“虚构捏造之作”，以法国为背景的滑稽故事。 

　　1958年 

　　出版战地通讯集《过去有一场战争》。 

　　1961年 

　　出版后一部长篇小说《烦恼的冬天》。小说系严肃文学作品，以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为背景反映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精神生活的衰蜕。 

　　1962年 

　　出版他环游美国的旅行札记《查利偕游记》，考察战后美国各地区的生活。 

　　12月获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通过现实主义的、富于想象的创作，表现出富于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锐的观察”。 

　　1964年 

　　获“自由新闻勋章”与“合众国自由勋章”。 

　　1965年 

　　为《每日新闻》撰写专栏，包括越战报道。 

　　1968年 

　　病逝，葬于萨利纳斯。 

书籍介绍

《月亮下去了》是斯坦贝克出版于1942年的一部长篇佳作。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占领北欧某国（暗指挪威）为历史背景，描写了某小市镇以奥顿市长为首的反法西斯人民反抗纳粹占领军的故事。

与一般的反法西斯主义作品不一样的是，在这部小说里，斯坦贝克对正反面人物的描写都尽量表现出了人性的两面性：英雄（或法西斯）的一面和普通人的一面。他既没有拔高反法西斯人民一方，把他们写得“高大全”，而是突出了他们对自由的热爱，不能忍受占领军的侵略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对德国占领军的描写也没有进行妖魔化处理，在他的笔下，这些侵略者是软弱的，甚至富于人性的。

《月亮下去了》是一部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作品，饱含了作者对现实和人性的洞察，以及对人类前途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