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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政区和边界，是中国历史地理学领域内研究历史为悠久、同时也*魅力的基本问题，曾有诸多中外优秀学者，相继做出探索，硕果累累．蔚为大观。不过，时至今日，仍有一些重大问题，没有能够梳理清楚。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诸多全新的看法，其中包括秦始皇三十六郡、两汉州制、高阙、直道、秦汉之际的西北和东南边界等内容，多有创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前言

上篇：政区研究

章 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

一、论清儒以降考证方法之不可从

二、论钱大昕诠释之不足信

三、论裴驷说之不宜弃

四、秦始皇三十六郡的划定

五、由三十六郡到四十八郡

六、结语

第二章 两汉州制新考

小引：关于两汉州制的讨论和结论

一、班固对西汉“十三州”的矛盾记载

二、由九州到十二州

三、西汉州制的初始性质

四、汉武帝之广关拓边与改行十二州的地理背景

五、汉武帝十二州、十三刺史部与十四大区

六、十二州与十三刺史部的划分以及西汉后期更十二州为十三州

七、西汉末年王莽改置之十二州

八、王莽新朝州制悬测

九、东汉的十二州与十三大区

十、结语：两汉州制演变的简单概括

下篇：边界研究

章 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

一、传统的主流观点

二、九原郡的始置年代与赵国西北边境界限

三、阴山高阙与赵武灵王长城

四、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的构成与走向

五、说界沟以解因河为塞

六、释阴山北假中

七、由关隘推移之通例证阳山高阙

八、结{吾

第二章 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

一、《二年律令·秩律》所示汉朝西北隅界限与西汉初年的西北边防形势

二、西汉初年汉王朝西北边境线的形成过程

三、西汉初年的九原郡

四、九原郡西南界限与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

五、九原、云中两郡在西汉政治与军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

六、余论

第三章 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

一、关于直道经行地点的早期直接记载

二、释直道南端何以起始于甘泉

三、汉唐间其他相关记载与直道的复原

四、战国秦汉间相关历史活动与直道的走向

五、结语：直道遗迹的保护与考察在直道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第四章 汉武帝徙民会稽史事证释

一、从史料角度，看汉武帝徙民会稽的可信性

二、从接纳条件，看汉武帝徙民会稽的可能性

三、从边防形势，看汉武帝徙民会稽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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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胪列的大量汉初县道名，以及《二年律令·津关令》和《奏谳书》等涉及地理建置的内容，为研究秦汉时期的地理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已有学者，利用这些资料，对于相关地理问题，提出了重要见解①。但是，仍存有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二年律令·秩律》所显示的西汉初年汉王朝西北隅边境线，即是其中之一。

所谓西汉初年汉王朝的西北隅边界，其具体地段，是指今内蒙古河套及其迤东地区；具体的时间段落，是从秦朝末年，到汉武帝元朔二年卫青率军击退匈奴并收复“河南地”时为止。由于持续期间很短，前人对此，基本没有做过深入的探究。周振鹤在研究西汉政区地理问题时，因为需要逐期复原西汉王朝的政区设置，而边地的政区又与边界具有密切关联，所以曾一定程度涉及到这一问题。但是，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传世文献记载不足以稽考清楚，周氏只是非常谨慎地稍稍论述到与此相关的云中郡的界限范围，以及《汉书·地理志》所记朔方、五原两郡的开置年代，而对这一地区边界的具体走势，则阙而未论②。张家山汉简之《二年律令。秩律》公布后，周振鹤以其丰富的研究基础和学术敏感，马上撰文指出，律令中记录的汉初朝廷直辖县份名称，为揭示这一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周氏并且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的初步看法③。下面，即在周振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析这一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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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在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历程之后，按照本章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关于秦始皇三十六郡的认识，似乎又回转到清代以前传统的旧说之中。借用钱大听的话来说，言此三十六郡，确乎似“甚易而实是也”②。但正是通过这样持续不断的探索，才使得秦始皇设置三十六郡的真实面目，得以逐新显现清楚；也正是借助以往一代学者的索结果，本文在认定駅旧说确实可信的同时，还对秦始皇三十六郡的来龙去脉，即划定三十六郡以前的设状况，划定三十六郡时所做的分合调整，以及三十六郡设定后，适应疆域的拓展与行政管理的便利而增设析置新郡的情况，尽可能做出了具体的复原，使得这一在过去看来此一级别政区设置最难理清的时代，展现出比其他任何朝代似乎都要清楚的面貌

透过秦郡研究的结果，可以进一步审视秦代地域关系当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其中揭示秦郡演化过程当中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政治、文化因素，是在此基础上需要从事的一项主要研究课题。

商周以来，逐渐发展形成了一些与秦郡规模相当的地域单元。研究这些地域单元的生成过程，应当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秦朝第一次在全国普遍施行郡县制，秦郡的形成和演化过程，既是以商周以来地域单元的形成和演化为基础，也是其发展的自然结果。因此，释秦郡的发展历程，将为这种地域单元的研究，提供一个良好的参照基准。

厘清秦郡的真实面貌，还将为汉郡的研究，重新确立一个起始平面，更准确地复原汉郡的演变历程。

始皇二十六年划定三十六郡前后秦郡的设置状况，还有一些题，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进行这一研究，遗憾的是一些已经发现的秦代封泥和简牍资料，还没有公布；同时，考古发掘，也将为这一问题的研究，继续展现新的证据。所以，今后或许还需要根据这些可能存在的材料，不断补充和修正完善相关结论。不过，本章认定之表所述三十六郡的可靠性，假若能够成立，那么，由此确立的始皇二十六年三十六郡的设置状况，已为理解和运用未来可能出现的史料，提供...

两汉州制演变的简单概括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对两汉州制的演变，在几乎所有重要问题上，都提出了与以顾颉刚和谭其骧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传统旧说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些新的看法，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1）西汉的州制，是在汉文帝十二年时作为视察区而出现的。当时州域的设置和划分，应是依循《禹贡》记述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汉文帝设置九州制的地理背景，是文帝十二年三月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关中与关东之间的严厉禁限，“除关无用传”。

（2）在这种九州视察区设置的下一年，亦即文帝十三年，为弥补关禁松弛带来的危害，文帝复又将其用作监察区域，派遣丞相史分州出刺诸郡，九州视察区由此与监察区合而为一。

（3）元封三年，汉武帝改《禹贡》九州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幽州、并州以及“中州”十二个州。汉武帝改行十二州的地理背景，是元鼎三年的“广关”和迄至元封三年为止的拓边举措。

（4）元封五年，汉武帝在十二州的基础上，设置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幽州、并州和朔方、交阯十三刺史部，作为专门的监察区，其中朔方和交趾两个刺史部是分别由并州和扬州界内分置，其馀诸刺史部则与原来作为监察区的各州，完全重叠。后来在征和四年，武帝又设置司隶校尉，负责“中州”区域内的治安纠察，使这一区域成为维护京畿地区社会秩序的特别治安区。这样，在西汉大部分时期内，共存在十四个大的政治区域。借助《汉书·地理志》的相关记载，可以复原汉武帝时期的十二州、十三刺史部以及十四大区的具体范围。

（5）至迟从平帝元始年间开始，交趾刺史部辖区已经演变成为独立的一州，即此时西汉王朝共设有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幽州、并州、交州和“中州”十三个州。今本《汉书·地理志》虽然有很多阙佚，但仍然可以判定，它所记述的就是这一时...

（7）王莽新朝的州制，由于文献记载过于疏略，加之前后更易频仍，目前还很难做出确切的复原。本文倾向认为，新莽始建国四年，复又“州从《禹贡》为九”，很可能是合并疆域中部的冀州、兖州、荆州、豫州四州为一州，周边环绕以青州、徐州、扬州、交州、益州、雍州、并州诸州和由幽州改名的平州；中央这一大州，复又划分为东、南、西、北、中五部。但这一制度并没有施行多久，似乎很快就又恢复了西汉末平帝元始五年的十二州制，同时还出现了将州名改易为以州域内的古国名来命名之部名的现象。

（8）建武十八年，东汉光武帝在全国设立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诸州，加上司隶校尉所领辖的“中州”，共十二个州，但未在岭南地区设州，而是代之以地位略低于诸州的交阯刺史部，总计十三个大的政治区域。《续汉书郡国志》所记诸州辖属郡国，即为永和五年前后的州域状况，只是编纂者将“交趾刺史部”混淆成为“交州刺史部”，需要订正。

（9）兴平元年，汉献帝分凉州河西四郡置雍州（廱州）；至建安八年，献帝复允准将交趾刺史部改设为交州，东汉州数增至十四。至建安十八年，曹操又操纵移并此十四州，“复《禹贡》九州”，但《禹贡》梁州区域仍沿用汉代名称作益州，即划作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雍州、益州九个州。曹操九州具体的州域划分，并不尽符合《禹贡》的记述。

与以往的汉代州制研究大多偏重于单纯关注监察区不同，本文审视汉代州制的着眼点，是首先注意区分开监察区、视察区、治安区和行政区这些政治区域设置的性质差异；同时，还特别着意于将州制的形成和演变同汉代的地域控制方略以及对儒家畿服制度的追求等政治运作理念和措施结合在一起来做分析，从而也就得出了上述这些新的看法。两汉时期的州制，是一项十分重大而又异常复杂的问题，牵涉到诸多历史要素，其中有很多内容，今后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或是...

书籍介绍

秦汉时期的政区和边界，是中国历史地理学领域内研究历史最为悠久、同时也最具魅力的基本问题，曾有诸多中外优秀学者，相继做出探索，硕果累累，蔚为大观。不过，时至今日，仍有一些重大问题，没有能够梳理清楚。本书即在前人的基础上，将相关研究向前推进，且成果卓著。